难道不是对“教育”的期望过高，才会导致公立教育的崩溃吗？
在战后教育史的书籍中，除去作为师范培训教材的书籍，还有很多以“国家与教师”（即文部省与日本教师工会）的左翼意识形态结构为基础的一般书籍。评论者曾多次对这种现状感到沮丧，因此他拿起这本书来寻找价值中立的教育史。然而，在读完这本书并考虑其主张之后，不可否认的结论是，这本书也与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有某种联系。简单地说（尽管作者可能不愿意被贴上标签），这本书所持的立场最好被称为“保守自由主义”。
如前言所述，本书以战前的昭和时代为背景，分为战后的教育改革、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84 年中曾根内阁成立临时教育审议会至 2000 年代初期、2006 年教育基本法修改后至今四个部分。本书以作者擅长的道德教育为中心，但也用相当多的篇幅探讨了其他教育问题和政策。此外，本书对战后发生的许多教育辩论中的各种立场进行了相对公正的介绍（尽管作者自己的评价当然与其他书籍不同）。就连书中引用的参考文献也不一定与作者持有相同的意识形态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比那些把左翼思想推到台前列的同类书籍要良心得多。但由于该书也试图从上述立场对现代教育提出建议，因此评论者认为其历史视角和对现状的理解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以下四点特别引起审稿人的兴趣：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但如果有人能读到它我会很高兴。
1）关于战后教育改革时期对《教育敕令》的处理。这是本书前半部分高潮的重要点。传统观点认为，1946 年 10 月，文部次官发布否定教育敕令神化的《关于教育敕令及文书的处理等》的告示，1947 年 8 月制定《教育基本法》，1948 年 6 月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关于教育敕令的废止及确认有效期的决议》，同月，文部次官发布《关于教育敕令的处理等》的告示，收回教育敕令，战后的日本教育从“教育敕令制”转向“教育基本法制”。对此，作者援引了该决议通过时担任参议院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田中光太郎后来的证言，认为虽然教育敕令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但它作为普遍的道德教义并没有被否定。
然而，至少根据本书所引用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决议以及他们的建议理由，没有证据表明曾积极努力将《教育敕令》保存为道德指导。另外，关于英文草案中被删除的、据称与 GHQ 政府科（GS）有关的部分，确实有提到教育敕令“部分属实”的措辞，但其实大部分内容都是将教育敕令与教育基本法所规定的新基本精神进行对比。确实，田中等人确实在幕后试图以某种方式将天皇教育敕令作为道德指导的效用纳入国会决议，而作为占领当局的日军总司令部则试图避免这一点。但是，由于最终提出的决议已在国会全体会议上通过并公布于众，因此认为教育敕令已被“埋葬”并被教育基本法取代的说法也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说这和日本宪法一样，是 GHQ 强加的，完全不可理喻，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过……
2.关于教育敕令在近代的用处。正如本书第 9 章所述，2017 年有媒体报道显示孩子们在森友学园开办的幼儿园里背诵《教育敕令》，有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敕令》是至今仍然适用的道德教义。许多评论家的观点依据是《教育诏书》中宣扬家庭之爱的章节，例如“孝顺父母兄弟朋友，和睦夫妇”，以及宣扬公共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章节，例如“积极推广公共利益并开放世界事务，始终尊重宪法并遵守国家法律，在需要变革时向天皇提供勇气”。
然而，如果你通读《教育诏书》（本书第 42-43 页），就会发现它从一开始就以帝国主义的历史观开始，指出“依吾之见，吾皇祖建国，志在高远，德行深厚”，而我们人民自始至终被视为“忠臣”。首先，《教育敕令》充斥着朱子思想、江户时代发展起来的水户学，以及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混合思想，如果只提取其中的一些道德原则，就会违背《教育敕令》的本意（虽然也有一部分人赞同这样的“国家政体”本身）。也有观点认为，《教育诏书》应与《论语》、《圣经》等东西方经典放在同等地位（本书第 95-96 页），但从能否有选择地吸收、在近代是否具有政治意义等方面来看，将二者放在同一水平上讨论，未免有些不合理。针对 2017 年内阁决定将《教育敕令》作为教材，教育史学会对此进行了批评（第 308 页），认为《教育敕令》所依据的国家政治思想与日本宪法存在根本矛盾。这一批评完全正确。作者所要论证的并不是《教育敕令》应被视为绝对的，而是它所包含的具体道德具有普遍性。然而，除非一切都改变，从建立在人民主权理念基础上的现行宪法到学校教授的社会学科内容，否则不得不说，很难将其用作教材。
顺便说一下，作者关于道德教育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前文提到的田中光太郎等人，以及在第三次吉田茂内阁中担任文部大臣、主张制定“国家实用纲要”来取代天皇教育敕令的天野贞介等人的论述。虽然本书没有触及他们的过去历史和思想背景，但他们都是深受大正民主气息影响的老派自由主义者。这一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是，他们认为天皇制和自由主义可以并存而不矛盾。这就是为什么评论者在文章开头将作者称为“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以与这些人进行比较。
③ 关于爱国。我们还记得，2006 年修改的《教育基本法》将尊重传统文化、热爱家乡、爱国主义等美德纳入其中（第 296 页）。天野贞介在前述《国家实践纲要》中讨论国家性质时指出，“在国家生活中，人类讲着相同的语言，结着相同的血缘关系，生活在相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第 148-149 页），作者评价这一点“与现在道德教育中对爱国主义的认识是一致的”。然而，这种让人联想到所谓“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观点，在当今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坦率地说已经不合时宜了。
事实上，天野之弥指出“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与对人类的爱相一致的”（第 150 页），并将其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而修改后的《教育基本法》也宣称“要培养尊重其他国家、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的态度”。但是，近年来，以小学引入英语教育（第 312-313 页）为代表的教育内容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注重培养孩子和学生走向国际社会并在未来发挥积极作用。然而，从入学开始，甚至在开始工作之前，今天的孩子们就面临着这样的现实：他们将与不同国籍的外国居民以及在海外扎根的日本人一起生活。甚至我们成年人在工作场所和其他地方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也日益增多，这也体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虽然全球化如今已经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但遗憾的是这本书缺乏对这一问题的任何提及或视角。
尽管如此，评论者并不认为左派所宣扬的简单的世界主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即便是曾被誉为国际区域主义典范的欧盟，也长期面临移民问题，并日益呈现出回归民族主义（包括经济主义）的趋势，英国脱欧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即便是美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经济差距、种族歧视等问题也广为人知，导致国家“四分五裂”，甚至有人认为美国正处于内战的边缘。即使在日本，抛开源于战前殖民统治的韩国人和在日韩裔居民问题不谈，上一代由第二代中国孤儿组建的“中国龙”等中国暴力组织的活动，以及目前居住在埼玉县部分地区的库尔德人的非法活动，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如何对待居住在一个国家的外国人的问题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但有一点可以说：他们越是作为少数群体被推到社会的边缘，他们的行为就越有可能变得激进。造成这种情况的首要原因简单地说就是语言障碍。无论在劳动人口急剧减少的国家引入严厉的移民政策是否利弊，在现阶段，在学校、职场、社区等地形成并维持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特征的人们组成的社区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基础上，为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创造日语教育环境，是比在小学教授英语等更为紧迫的任务。
4）关于未来公共教育的振兴。正如开篇所提到的，本书还对近期的教育政策和争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这本身是本书的优点，但当我读到本世纪初以来所提出和实施的诸多教育政策时，我真心感到厌恶，并想“我们的学校教育真的要走到这种地步吗？”例如，作者讨论了现代家庭的“个体化”与虐待儿童的关系（第 336 页），并主张在教育中培养公益精神，以恢复家庭、学校、社区等内部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但现代社会社区的解体与再生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而应该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角度来广泛地看待。当今教育环境的现实是，甚至本应在家里培养的人类基本社交能力的发展也被带进了学校作为一项教育任务，并且根据学校和地区的不同，班主任必须真正成为父母的替代者。再加上文部科学省陆续出台 ITC、主动学习等新的教育政策，教师职业“黑化”，想当教师的人数大幅减少也是理所当然。
不仅日本，中国、韩国等曾经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社会对教育的期望也都很高（更准确地说，孔子等儒家的根本理念就是：人文教育是解决社会和国家问题的唯一途径）。但在工业化、信息化程度高度发展的今天，把社会问题全部归咎于公共教育恐怕已经不可能了。读完这本书后，评论者的结论是：对教育的过高期望最终会导致公共教育的崩溃。
文章关键字： 教育改革、教育敕令、道德教育、爱国主义、公共教育、教育期望
作者：东海新闻网
编辑：A